曾在天津市環保部門工作多年的黎昌晉坦言，一段時期企業注重發展速度，對于承擔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可能有所忽視。但企業現在也在主動地配合現有法律、標準和政策，積極地治理污染。

他介紹說，天津2017年一年關停了21000家重污染企業，“力度還是比較大的。”

但他也表示，現在要在治理污染的過程中讓企業可預期，要明確在哪個時間段實行怎樣的標準，“不應該隨意性太大”，對于具體行業要在技術上給予其比較好的引導。

黎昌晉認為，這事關企業運行成本的問題，在哪個時間段執行哪個標準明確后，企業就可以把成本算得很準，對資金的調配也可以做到比較準確，“治污的決心也就會更大”。

黎昌晉坦言，相比于其他省份，天津的民營經濟發展還比較滯后，原來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太大，后來“三資企業”比較多，民營經濟占比相對較小，在45%到46%之間，現在也還是短板。

今年年初，天津推出民營經濟“19條”，從降低企業經營成本、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、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、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、優化對民企的服務六方面提出19條具體舉措。在中央政府給出“大禮包”的情況下，黎昌晉表示，天津執行的力度比原來只會增不會減。